对于科学狂人，我们以前虽然有法规，却不是很健全，甚至以后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健全。

默克公司在主张西他列汀 （ｓｉｔａｇｌｉｐｔｉｎ）专利遭侵犯而提起的７起诉讼中，其中６起都获得了禁令救济。知识产权及其所附属的贸易权，背后主要指向的是市民自由权和财产权，它主要通过以ＷＴＯ为代表的世界贸易系统的司法争端解决机制加以实证化。

有趣的是，这个意见书的提交，本身就是在 遵循美国贸易法的相关程序性规定，这项程序规定要求：当美国贸易代表发起特别３０１不定期审查时，为认清和评估相关政府在知识产权相关问题上的表现，美国贸易代表需要遵循要求各界提供一切必要及相关信息的程序。可以看到，跨国组织网络在今天已开始深入干预和影响民族国家的外交、经济和法律政策，不仅诉诸于道德话语，同时也通过各类科学调查报告和法律专家意见，来提升自己的话语影响力。软件业发展和版权保护有利印度的知识精英阶层，而自主的专利权执行则可以保障底层草根群体的利益。国家一方面提供了国内人口面对各种全球化力量的主权保障，而另一方面，它自身也可能同时制造国家法律的内部正义问题。意见书还进一步指出，印度最近做出的驳回已知药品的专利或对抗癌药物颁发强制许可的所有决定，均未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方面受到质疑。

因为，后者在今天已不能与通行的世界法律语言衔接，由于欠缺 权利化的转译机制，这种声音缺乏国际层面的正当性，反而只会激发起世界贸易系统和民族国家的经济报复。印度是如何在一个被视为全球保护最糟糕的知识产权体系之下，成为全球化时代的软件王国和世界办公室的？ 同时，在专利法领域，为何加入ＷＴＯ１０年之后，印度直到２００５年才开始提供对药品、农业化学品和食品的专利保护？并且，继续通过 强制许可原则以及对 发明创造法律条款的严格限缩解释，来规避西方跨国企业的专利要求，采取了一种极其强硬的民族主义保护政策？比较流行的解释范式，会把印度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归结为尼赫鲁和甘地夫人统治时期的社会主义传统的延伸，认为它是印度１９９５年之前特殊知识产权政策的延续。但是，现代环境危机已经打破了人类经济可以无限增长的神话。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5] 所以，在绿色发展理念下，传统法律仍应以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其实现的是绿色发展所追求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目标。所以，绿色发展理念对环境法所具有的意蕴不同于其对传统部门法的意蕴，具体应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与此同时，人类也播下了现代环境危机的种子，使现代环境危机开始萌发。

[26]《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条规定：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这也是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追求社会法制的一种必然结果。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的环境法框架中，环境义务必须先行，环境权力处于主导地位，环境权利和环境法律责任积极配合环境义务和环境法律责任，共同实现良好的生态环境。尽管1997年修订的《刑法》单独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并且在第338条规定了污染环境罪，但是否构成犯罪，还决定于环境污染事故是否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可见该规定还是为了保护人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三、绿色发展理念的环境法转型 绿色发展既要求经济发展又要求保持环境良好。[18][英]彼得.甘西：《反思财产：从古代到革命时代》，陈高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页。

我国有学者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探讨了传统法律的绿化问题，旨在对传统法律加以变革，使其由绿色消退法转变成绿色友好法或绿色增进法。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的目的之一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该目的在2008修改成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2017年进一步简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学者将绿色发展与绿色经济相互替换使用。[8]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还是发展，以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为主要目标，尤其是要满足世界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因为贫困削弱了人们以可持续方式利用资源的能力，因此，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还需继续增长，也就是《我们共同的未来》所强调的恢复增长，即扭转增长的停滞和倒退的趋势。

环境法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其直接目标。只有环境保护义务先行，才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共享。

鼓励绿色投入，促进绿色增值。但是，这种直接保护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间接保护环境要素的法律途径只能有限地、局部地实现其保护目标。

对于不能转化为财富的自然要素，人们会对其忽略、浪费。绿色发展理念强调经济发展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虽然绿色本身是一种非常明确的颜色，但由于绿色与发展的结合使绿色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从而使绿色发展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同时为确定绿色发展的含义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民法领域虽然表面上涉及土地、森林、草原、矿藏、水流等环境要素，但实际上这些环境要素已经成为民法物权的客体，作为权利主体的财产对待，而不是作为环境要素对待。人类开始反思传统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第五，在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的关系格局中，义务先行，权力主导，权利与责任积极配合。

第一，转变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使其在追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的之下实现各项具体的环境保护目标，但应以各项具体的环境保护目标为核心。[3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环境法不仅要采取消极的态度严格限制资源环境的利用总量，而且还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想方设法养护生态环境，促进资源环境总量的增大。2003年，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在这种本能的驱使下，复杂社会中的人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去获取、占有感到所需或者认为有价值的外界事物，并给它们贴上‘我的标签。人类出于自身的生物本能，首先关心和重视自己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然后才关心与其人身和财产利益密切联系的其他要素。

具体而言，在绿色发展理念前是具体环境保护目的+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绿色发展理念下是具体环境保护目的+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体现了人类经济增长的需求，绿色体现了人类应对现代环境危机的需求。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31]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是作为陈泉生教授主持的国家九五和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一系列专著，如陈泉生著的《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2000年版)、陈泉生、张梓太著的《宪法与行政法的生态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李挚萍著的《经济法的生态化——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法律机制探讨》(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郑少华著的《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冲突时，环境法应当强调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建设。经济法的直接任务就是服务于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16]这两句话中的第一句体现的是发展与环保相协调的思想，既要追求发展，也要保护环境。当然，政府的环境保护义务与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责和职权密不可分。

[35]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向世界发布的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人口、经济的增长是有极限的，而这个极限就是地球环境资源的有限性。

作者简介：刘卫先(1978-)，男，河南商城人，法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兼职副教授，研究方向：环境法基础理论、自然资源法学。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当每个人的财富都增加时，整个社会的财富自然也就增加了。因此，可持续发展在强调恢复增长的同时又强调改变增长的质量[10]，在决策中纳入环境和经济因素，[11]确保发展不会危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与传统发展模式相适应的法制无法满足绿色发展的要求。

采取总量思维，为经济活动设定边界。因此，协调发展原则[39]或者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协调原则[40]就成为我国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32]绿色发展对传统社会发展模式的变革也需要落实在法律制度中，正如联合国《二十一世纪议程》明确指出的那样，为了有效地将环境与发展纳入每个国家的政策和实践，必须发展和执行综合的、可实施的、有效的、并且是建立在周全的社会、生态、经济和科学原理基础上的法律和法规[33]。我国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第五条要求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必须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统筹安排。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环境法不仅要限制特定时空条件下经济发展所能利用的资源环境总量，而且还要想方设法增进资源环境总量，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可以利用的资源环境。相关环境要素的保护只不过是保护人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一种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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